近年来，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给全球经济带来根本性改变，“脱钩”“区域化”和“去全球化”等概念甚嚣尘上。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如何选择创新来源以及在哪里将其商业化，成为摆在企业和企业家面前的难题；如何进行科技创新，也成为每个国家都要思考的课题。地缘政治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技术创新？压力之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填补基础研究与原创研究的短板？在本文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光宙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地缘政治博弈影响全球技术创新 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博弈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一个根本改变是，国家安全正日益取代经济效率成为主导资源配置的最重要因素。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这一改变将给全球技术创新带来极大的影响。 西方国家主导的“去风险”(de-risking)活动旨在降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为实现这一目标，西方跨国公司不得不把生产活动转移到母国或第三国，其结果是成本增加和效率折损。另外，限制高科技产品向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的出口，也将影响西方高科技公司的盈利。为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西方国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基础、尖端研究，这就必然导致在其他支出上的缩减。 另外，去风险活动给中国企业的创新行动带来了巨大挑战。作为技术上的“追随者”，中国企业通过国际贸易、来华外资和境外投资获得了向西方技术“领导者”学习并吸收其先进技术的机会。得益于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技术进步。而去风险活动限制了西方技术转移的渠道，势必增加中国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难度。 与此同时，由于科技因素深刻影响大国竞争格局，地缘政治博弈双方必然会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技术创新。例如，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美国在隔年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大批新科技由此诞生。 压力之下，中国如何进行科技创新那么，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应如何进行科技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地缘政治博弈给中国科技创新带来的挑战反映了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科技进步遵循一个线性模式，即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产品开发，最后是技术在整个经济中的应用和扩散。 美国在二战后构建起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正是基于以上模式。基于信使RNA的疫苗的研发，对于终结近年流行的新冠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该疫苗的研发也正是基于这一模式。信使RNA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英美科学家发现，此后科学家逐步试图将这个发现应用于合成生物学；累积的科学进步使得该技术逐步成熟并获得投资者认可，进而进入产品研发阶段，最后实现了极大的社会和商业价值。 对于缺乏原始创新的技术追随者而言，从领导者那里学习、应用现有技术显然比试图重新发明这项技术更有效率。同时，有效地应用现有技术本身需要追随者投入资源并从中获取技术能力，成功的追随者在此过程中能获得自主创新能力。西方主要国家和东亚一些国家无一例外都经历了这个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 虽然取得了长足的科技进步，但跟领导者相比，中国在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上还有很大差距。西方的制裁阻断了这些上游技术的来源，势必增加了中国技术创新的难度和成本。也正因如此，加强基础研究、原创研究已成为中国的政策共识。 在我看来，要填补基础研究与原创研究的短板，中国应注意“一个开放，两个平衡”。 第一，中国应该建立更加开放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包括积极鼓励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参与中国的科研项目。过去几十年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科研团队日益变大，越来越多的重大科研成果由更多的、不同背景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美国成为科技超级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其向全球开放的科研体系。 根据美国乔治敦大学学者的数据，近年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外国人的占比，美国为42%，而中国为7%。另据我的不完全统计，中国的顶尖科学家（在《细胞》《自然》和《科学》杂志上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过论文的）中，有70%在美国接受了博士或博士后训练。美国开放的科研体系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提升了它的创新能力，并且形成良性循环。 相对于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小。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本质差别是，科学是开放的，而技术是相对封闭的。这个差别源于科学家和企业家不同的激励机制。科学家的职业回报来自他们的声誉，而声誉建立的基础是：
正是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科学新发现才得以被迅速传播和分享。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独占创新，从而使创新投资带来的垄断利润最大化，这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创新的根本动力。独占创新可以通过商业机密或者知识产权（如专利）来实现。企业家在多数情况下希望通过商业机密来达到保护垄断利润的目标，但是在某些行业（例如制药），因为创新很容易被模仿，商业机密不再可行，专利几乎成为唯一的保护发明的手段，尽管获得专利要付出公开发明背后的技术的代价。 技术的扩散得益于贸易和直接投资活动，地缘政治博弈通过压缩这些渠道来降低技术扩散。科学合作虽然也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比如已被放弃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但科学发展本质上是开放的，合作是科学进步的方向。一个面向全球开放的基础科研体系，有助于中国对科学进步这一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科学创新要做到“两个平衡”除了上文所说的“一个开放”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两个平衡”。 第一，要注意解决“卡脖子”问题和鼓励探索型科学研究之间的平衡。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制裁集中在中国科技企业高度依赖美国技术的领域，或者说“卡脖子”领域（choke points）。突破这些痛点自然成为中国科技战略的重点。但在集中资源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继续鼓励探索型科学研究。 科学进步的一个基本动力是科学家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和加深对自然规律认知的渴望。科学研究最初的目标不一定是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但正如线性模式所反映的，这些科学进步最终都提高了社会福祉。因此，要鼓励好奇心驱使的探索型科学研究。 美国的创新体系就一直试图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一方面通过国家科学基金支持探索型科学研究，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的使命导向型（mission-oriented）研究计划来解决国计民生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根据拜登政府的《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五年内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预算将翻一番。同时，拜登政府也决定通过加强“癌症登月计划”（Cancer Moonshot）进一步推动癌症研究，在25年内将癌症死亡率减半。 中国要成为科学大国，需要全面提高基础科学研究能力。未来颠覆性科技的出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应该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科研能力，有助于我们把握颠覆性科技带来的机会。 第二，要注意“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平衡。 市场机制在大多数情境下都是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但是基础科学研究是个重要的例外。市场机制的运作需要价格来反映稀缺性，而大多数基础科学研究没有市场，价格信号也就不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外部性，或者说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效益很难私有化。但是当我们沿着线性模式往下游走时，会看到私有化的可能性提高，价格信号变强，市场发挥资源分配的功能也随之完善。 政府和市场在线性模式两端的作用不存在争议：基础研究大部分从公共部门获得资助，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及推广主要通过市场取得资源。但是在这两端之间有个平衡两种机制的问题。 面对来自日本的竞争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目的在于加速科学技术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向企业的转移，从而加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之前美国大学由政府资助取得的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国家，该法案让这些机构拥有知识产权，进而可以从技术转让中获利。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公共产权的私有化。《拜杜法案》大大激发了美国大学技术转让的积极性，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学办的初创企业和专利申请也大幅增长。 莫德纳（Moderna）公司是信使RNA疫苗的主要开发者之一，它的成立源于创始人德里克·罗西（Derrick Rossi）的一次学术报告。2010年初，在哈佛医学院任教的罗西在一次例行学术午餐会上报告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午餐会的听众里有位哈佛医学院负责技术转移的律师瑞安·迪茨（Ryan Dietz），他提议罗西通过成立初创公司来将这一科研成果商业化，并帮助联系风险投资基金和其他有创业经验的科学家。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近年进步很快。从代表最前沿科研成果的《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在“第二梯队”国家里，中国是唯一在快速追赶美国的国家。自然指数（Nature Index）通过在八十多份高质量自然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数量来衡量科研产出。按照这个指数，中国的科研产出在2015年仅占美国的37%，2022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而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相应比例在这六年间并无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通过体制创新来提高这些科研成果的转化，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定程度上通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来反映。国有企业通常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和承受风险的能力；而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更为敏感，更能够把握市场变化带来的商业机会，经营效率更高。如何让民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国家科技发展，提高创新体系的经济效率，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教授简介 胡光宙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加入中欧前，他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任教。胡博士于美国布兰岱斯大学获得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于南开大学获得国际金融学学士学位。 胡光宙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技术创新经济学和中国经济。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曾发表在《比较经济学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研究政策》和《经济与统计评论》等国际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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